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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要做到每个儿童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学习，很难，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，首先让计划举步难行。
如果在那些人口稀少的小国家呢？是否就能行得通？
答案也是不肯定的。
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本应革新发展中国家——但随后破灭了。
2005年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·内格罗蓬特提出了一个他认为会改变世界的项目。
该项目名为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（OLPC）项目，将向南半球的孩子提供价值100美元的XO笔记本电脑，这些电脑外形小巧、四四方方，结实耐用。政府会购买这些电脑，分发给6到12岁的孩子。之后，这些孩子会利用电脑自学新语言、数学和代码，然后把这些知识教给他们的父母。
这一构想受到了媒体和科技公司的追捧，随后投入了数百万美元，用了数不清的软件，登了无数的广告，员工也为此不辞辛劳，付出很多。
虽然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和记者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表示出担忧时，但沉浸于美好幻想的他们没有人听得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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幻想始终是幻想，终有破灭那一天。
他们本该听听这些声音的。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并未按计划实施：电脑坏了怎么办，而且在电力供应受限的地区，给电脑充电是个挑战。项目进行和教师培训的成本远远高于预期。孩子们对电脑几乎没什么兴趣，他们的技能水平没有提高，最后资金枯竭。
确实，很多致力于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的人是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些好事，但他们受到该项目的感召力的吸引，被蒙蔽了双眼。
摩根·艾姆斯在她的新书《散发着魅力的机器：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的开启、结束与遗留》中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2010年，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后，便搬到了巴拉圭。当时，巴拉圭被认为是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进行最成功的典范。尽管在这个南美内陆国家，老师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——他们的工资仅仅是最低工资的一半——但至少这里有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所需要的基础设施，而且学校对该项目也饱含热情。艾姆斯想看看这个项目在最好的环境下是如何进行的。
艾姆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数据科学，并研究技术世界的不平等现象。我们联系了她，和她探讨了技术教育的乌托邦式构想是如何出了差错，还有为什么类似的倡议在考虑受益人想法时应该更具包容性。
为了便于大家看，采访已经过编辑和整理。
“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的承诺是什么？是怎样以类似项目为基础的？
摩根·艾姆斯：内格罗蓬特会说：“我们可以把这些电脑分发给孩子们，然后离开，他们会充分利用电脑学习。”
该项目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“如果我们做的是正确的，那么孩子们会从中找到灵感，他们会超越成年人。”
这种学习理念叫做建构主义。【该理念之前被应用于一个名为Logo的项目。】80年代中期，Logo被看作是“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”（孩子们学习的标准编程语言）的替代品，不过这只是玩笑话。【这个构想是】以孩子们和【Logo】的互动为基础，【孩子们】会因此爱上编程和数学思维。对于个别孩子来说确实如此，但这并不代表全部。
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评估显示，没有房间内研究人员对孩子们的帮助，孩子们就没有任何重大收获。全国范围内首次展示的结果乏善可陈，研究结果又不尽人意，因此Logo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但是有关Logo的很多想法保留了下来。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一定继承了这些想法。这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行业的使命感。也许这是它们的身份使然。当时得到了所有技术媒体的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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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07年底，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共卖出60万台笔记本电脑，这一年该项目正式启动。很多电脑卖给了乌拉圭、秘鲁和墨西哥。但是该项目很快就走了下坡路。起初，该项目与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，现在全球范围内大约卖出了三百万台，很多卖给了拉丁美洲。但这与内格罗蓬特卖出“数亿台”的目标还相差甚远。您曾说这个项目是“技术决定论的陷阱”，请问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技术决定论指的是一种信念，它认为一项技术可以促成文化变革，不论其社会条件、民众或与之相互作用的经济条件如何。
很久以前，社会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陷阱，但是这种观点仍然非常流行，传播范围更加广泛，其中就包括技术领域。我在巴拉圭的实地考察证明了技术决定论的陷阱。这些技术常常被植入文化。
【到】2010年，【参加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的】四万个孩子中【仅】有40个在用笔记本电脑做有趣的事情。他们发带图片的博客，得到了技术方面的支持。
但是他们的动机并不是来自于笔记本电脑——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导师和同龄群体。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学习的影响是如此重要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美国有关学习的此类情况几乎与巴拉圭相反。我们认为学校的环境像工厂一样，十分单调乏味。
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也从性别的角度探讨学习情况。您能就这个方面谈谈您的看法吗？
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确实公平、包容地探讨了男孩和女孩的学习情况——但该项目却通过重点关注游戏技巧、技巧掌握和电子游戏，把技巧型玩具出售给男孩们，这种做法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，而该项目的收益仰赖于此。
并不是女孩们不去拿这类玩具，而是这类玩具都给了男孩们，所以你提到这些玩具的时候，人们会想：“噢，这是给男孩们的。”电影中会体现这样有关过早掌握技术的男孩的想象。
我们在拍儿童玩具广告时遇到了这种情况，除非一个项目真的极力反对这种说法，否则它会为了乘着这种说法的大势而冒险。
现在，很多有关编程学习的项目也在做这样的事情。《我的世界》就是其中之一。男孩使用该程序和女孩使用该程序所产生的性别行为是不同的。所以，我要谴责本世纪的营销和广告，谴责其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。
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现状如何？
这因项目而异。【乌拉圭】的项目仍在给一年级新生分发一批又一批的笔记本电脑。该项目与制造商广达电脑合作，开发出一款拥有更全键盘的高中版【笔记本电脑】。由于税收结构发生了改变，该项目有了持续的资金流。【该项目】的发展方向也有了变化——重点是技术素养，而不再是大量的编程。
自首次分发电脑活动以来，秘鲁的项目一直没有太多进展。当地人曾发起过活动：将笔记本电脑语言翻译成安第斯山脉两种当地原住民语言。但即使有了这些改变，也不清楚笔记本电脑是否能在秘鲁真正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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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拉圭的情况怎么样？
尽管生活中存在着所有这些复杂因素，但仍有几名老师响应这个项目，在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。
这些电脑虽然坚固耐用，但它们还是会损坏，而且备件很少。项目提供的电脑很快就耗尽了。很多孩子卸载了老师想安装的软件，因为他们对电脑有完全的掌控权。而其他孩子【没有】提前给电脑充电。在20个孩子的教室里，一次只能给一到两台电脑充电。
如果老师想在教室里使用笔记本电脑，他们就必须对课堂进行设计，使其既能通过笔记本电脑完成，也能通过用铅笔以传统笔记本上记录的方式完成。这限制了老师的能力。他们会经常说：“好，我们在网上找点有意思的东西，然后抄在笔记本上。”
【项目开始以后的一年多】大约15%的【学生】笔记本电脑坏掉了。2013年，我再次造访此地，发现超过一半的电脑已无法使用。在拥有电脑的人当中，大约有一半的孩子对电脑不感兴趣——他们觉得电脑让人非常沮丧。这些孩子会给我展示电脑的上一次录音记录，而这已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了。孩子们说：“我觉得笔记本电脑只是个玩游戏的小玩具而已。”他们更愿意去踢球、帮助朋友或家人。
其余的【孩子】大多用笔记本电脑来上网。而这并不是设计这款电脑的目的。它内存很小，速度很慢，鼠标也不太好用。孩子们会在上面下载音乐、看音乐视频或下载一些基本的游戏。
巴拉圭的【项目】由某个非政府组织运营，靠拨款维持。该组织成员花大力气扩建基础设施，内嵌强大却昂贵的支撑网。他们有很多员工在帮助老师开发课程，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恼人的教室使用场景。最后，他们的资金供应不上了。
很多做出重大承诺的项目都是如此。这些项目的投资人希望速战速决——他们说：“短短几年之内，我们就能看到转变。”
【但是】项目本身无疑会反映真实的情况，项目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看到任何转变发生。所以他们可能会索要更多的资金。但索要很多次之后，投资人就会说：“不，这个项目华而不实，它做出的承诺不切实际。我们要投资另一个项目。”所以这些项目往往持续的时间都不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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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，很多致力于“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”项目的人是想为这个世界做一些好事，但他们受到该项目的感召力的吸引，被蒙蔽了双眼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十分狭隘。
我们需要对这一感召力背后的陷阱有更多地了解，试着睁开双眼，留意那些之前可能忽略的声音。
毕竟多听多看，实现全方位视野、多角度考虑真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掉进陷阱的概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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